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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丨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生肖何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

  中新社北京1月23日电 题:生肖何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

  ——专访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

  作者 宋雪晴

  剪一对生肖窗花描绘生活愿景,赠亲友一身红衣裳阻挡“本命年的坏运气”,好事将近算一卦最佳婚配属相……随着中国农历兔年的到来,生肖文化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记录生年与属相、推测命理与运势的文化体系,十二生肖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相继在东亚、南亚和拉美国家催生出特有的文化传统。

  十二生肖蕴含着何种中华文化脉络?为何称它是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生肖兔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的?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Gustavo Ng)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为什么将中国十二生肖文化作为研究领域?

  伍志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阿友谊的增进,许多阿根廷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近年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每年都会举行大型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大量民众参与,阿根廷人与中国文化得以近距离接触。

  预测运势和命理是阿根廷人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介绍中国生肖文化的书籍在当地也十分畅销。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肖被阿根廷女演员卢多维卡·斯奎鲁(Ludovica Squirru)介绍到阿根廷后,便一直受民众追捧,30多年来,她每年为民众提供一本未来运势的“答案之书”,仅2017年出版的鸡年生肖一书便卖出12万册,超过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当年销量。

  我认为,生肖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切口,只有贴近中国文化土壤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意涵。研究生肖文化可以理解其沿袭千年的习俗,还可以借鉴其实用价值。

三位孩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生肖礼品店前。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十二生肖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文化观和宇宙观?如何通过十二生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伍志伟:生肖文化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文化谱系的“传统”如同一块巨大的地毯,每一代人都在“地毯”上编织或修补,最终形成一块拥有几千年历史、统一完整的“地毯”。这种创造历史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十二生肖的运行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论。当人们身处一种文化当中,便是通过这种文化看世界。在中国文化中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为了明白它,必须进入事物内部,将自己转化为它。比如,一个人属猴,生肖便会帮助那个人进入“猴子模式”,从猴子视角看世界,并告诉人们如何行动。

  生肖文化蕴含了中国文化认知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生肖如同一个拥有很多门的空间,每一扇门都可以带领人们寻找中国的文化、历史、民俗、神话和哲学。当我们试图打开盒子解读生肖文化,就会发现里边有丰富的线索,一个盒子里面还有另一个盒子,不断抛出新的问题。

牛年春节前,一尊牛雕像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知名景点39号码头。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推断人们运势和命理的方式,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有何异同?

  伍志伟: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都是天文历法研究的产物,都为人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线索。

  中国古代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将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结合,将每一个生肖年出生的人认定为属该生肖,赋予品格、运程等不同寓意。星座起源于古巴比伦人观察出黄道十二宫的天象,将天象中的某个区域称作“星座”,用此计量时间。公元2世纪,古希腊人将星座与神话故事相结合,才产生今天广为流传的星座名称。故而,两者都源自古人计量时间、与自然共生的需要。

  不同的取向在于,生肖不是通过星辰在宇宙中的位置来预测,而是综合考虑整个宇宙的力量。在生肖文化中,世界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组成,可相互生克。而西方认为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为土、火、气和水,是指四种静态永恒、不可互换的物质。在中国文化中,事物是永远变化的,这种动静的差异是深刻而具有影响力的。

美国旧金山市民在唐人街春节花市上购物。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不仅在中国,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家也有生肖文化传统,生肖动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何不同意义?如何借助生肖文化,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

  伍志伟:以生肖兔为例,因兔子多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人们视兔子为生命的创造者、复活节的象征,于是,生肖兔便有了繁衍、新生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着“玉兔捣药”“狡兔三窟”等故事,兔子被赋予了长寿、机敏等寓意。当然,不同文化中的生肖兔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容易害羞、需要和谐、拥有天赋等。

  生肖动物是生命神话缔造的遗迹,被人们沿用千年必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作为人们自然崇拜的产物,生肖动物具备图腾的象征意义,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家庭、群体、社区乃至国家的身份认同。属兔、属马、属牛,让人们的身份区别于其他属相之人。另一方面,像许多古老的文化习俗一样,生肖动物的文化意涵通俗易懂,能跨越国别、语言和种族,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因此,它是与西方交流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第二步尚未实现。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理解异国文化时难以使用该国的话语体系理解,而是把“我们的”投射到他们的身上,这就容易产生隔阂。因此,中国的传播者应当倾听当地民众的声音,了解所传信息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而不是只报道传播者感兴趣的内容。西方民众也应当走出文化的舒适区,向西方文化以外的他国文化敞开大门。

四川成都,外籍友人与生肖立牌合影。安源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农历兔年到来。你曾表示“生肖是体现宇宙能量流动的方式之一”,能否结合兔年生肖阐释不同能量状态的生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生肖文化能否持续传承?

  伍志伟:生肖“兔”在十二生肖排行第四,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卯,兔年即卯年。具体来说,一个生肖年持续一个农历年,每十二个生肖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另一个周期即“五行”,每个“行”持续2年。如此形成了两个互补的周期,整个周期持续60年。故而,2023年对应天干为癸,地支为卯,五行属水,故为水兔年。

  不过,生肖文化并不是简单在生肖动物前边加上“行”的特征,而是努力理解每一个“行”,不同能量状态的“行”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五行的“相生”和“相克”。

  生肖兔赋予了属兔的人们伟大的天赋:正确地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为家人提供安全保障。属兔的人们非常爱他们的家人,并将他们的亲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兔年出生的人还将强烈意识到虎年遗留的诸多危险。他们会意识到,为了维持稳固的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和经济地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基础,一个坚实的平台,支撑不可预见的情况、外部的攻击和内部的弱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意义还需进一步探讨。

泰国民众在曼谷唐人街“灯光隧道”前合影。王国安 摄

  中国的生肖文化已被许多人使用、锻造和改进。现代科学在中国有着非凡的活力,但是占卜、五行、生肖等古老的传统逐渐被纳入到“非理性”的范畴,甚至被现代科学误读。我认为,生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元素,而是有血有肉的知识,成为个人经验和个人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传统在未来的某一刻会被拯救,焕发出新的生机。(完)

  受访专家简介:

  伍志伟(Gustavo Ng),阿根廷汉学家、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当代》杂志主编、阿根廷国会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阿根廷《号角报》、日本《读卖新闻》和西班牙《世界报》等国际主流媒体,2011年创办《当代》杂志,系统向拉美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推动增进中拉交流。著有《鸡年》《狗年》《牛年》《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中国:超越贫困》《穿越中国的10134公里》《秋天的蝴蝶》等。

  •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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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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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3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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